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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铁汉”安维峻的传奇故事

来源/ 甘肃文化产业网 作者/ 李依依 时间/2016-01-26 11:40:25
甘肃文化产业网按 安维峻,字晓峰,号槃阿道人,甘肃秦安人,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他出生书香门第,生活于贫寒之家。

安维峻留影

安维峻著作手稿

安维峻著作封面

安维峻书法

光绪二十年腊月初二(1894年12月28日),北京城。

天空乌云密布,地面寒风凛冽。夜晚,人们怕冷,早早上炕,钻进被窝。一处民宅中,却有人伏案疾书。他写着写着,竟哽咽不止,几度搁笔,频频拭泪。二更时分,他将写好的文稿纳入袖中,急奔紫禁城正阳门,将文稿呈报奏事处。奏事处太监见是御史奏折,不敢耽搁,连夜呈送皇帝。睡意未消的光绪皇帝打开奏折,看到“请诛李鸿章疏”几个字,不由神色大变,再细阅奏折,顿时目瞪口呆。第二天,奏折内容传出,朝堂骇然,京师哗然,天下震惊。

这份奏折的作者,就是人称“陇上铁汉”的监察御史安维峻。

呕心沥血功名路

安维峻,字晓峰,号槃阿道人,甘肃秦安人,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他出生书香门第,生活于贫寒之家。

父亲安永吉,饱读诗书,却命运多舛,三次乡试,三次失利,无奈之下,只好告别考场。他入仕受阻,生活无着,只好以务农为生。当时,正逢乱世,秦安等地,不是匪患,就是兵灾,自然灾害接二连三。安永吉生活窘迫,无力供儿子进私塾读书,只好亲自授业,让儿子在家学习。

安维峻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在他的记忆中,那时的全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生活异常艰辛。

安维峻聪慧过人,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学业日日长进,5岁即能识文断字,年龄稍长,所学启蒙读物,都能倒背如流,《四书五经》也多有涉猎。家世较好的舅父,见安维峻聪明好学,志向远大,担心他因家境贫寒而耽误学业,耽误功名,把他接到自己家中读书。在舅父家,安维峻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每天手不释卷,废寝忘食。

安维峻第一次参加县试,即考取第一名,成为生员,俗称“秀才”。他学业优异,深得知县程履丰厚爱,留他在县学研习经史。他少年大志,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和远大理想,发誓要考取功名,报效国家,回报乡梓。

在县学期间,安维峻师从当地名士高震、县令程履丰等人,还得到董文焕、许仙屏等名家的指点,后来又专程前往兰州,拜兰山书院主讲吴柳堂为师。在各位名师大儒的指点下,见识日广,学业猛进。

同治十二年(1873年)。安维峻参加科举考试,考取第一名,选为拔贡,成为刑部七品吏员,每天忙于案牍,埋头处理公事文书。在京期间,他与很多饱学之士、社会名流多有交往,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发现了自己学识的不足。他不满足已经取得的功名,有了续读再考的强烈愿望。

清光绪前,甘肃无独立贡院。乡试陕甘合闱,甘肃士子参加乡试,须远赴西安,路途艰辛,费时费力。同治十二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奏请朝廷,在兰州设立甘肃贡院。光绪元年(1875年),甘肃贡院落成于兰州海家滩(原址位于今兰州大学附属二院内)。得到这一消息,安维峻决定辞官回乡,再续学业。

安维峻返回家乡后,经程履丰介绍,进入当时甘肃的最高学府南山书院学习,因学习成绩出众,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接见和褒扬。这年八月,安维峻参加乡试,当时应试学子三千余人,安维峻考取第一名,是为解元。

乡试合格者为举人,只有第一名才称作“解元”。在封建社会,中举无疑是人生的转折点。但是,当时举子较多,一个没有靠山的举人,很难得到朝廷重用。因此,中举只能是儒生功名路上的一大步,要想真正功成名就,还必须进京会试,摘取进士桂冠。

安维峻一心想进京参加会试,可家境贫寒,连路费都没有着落,如何进京?无奈之下,他痛苦地选择了放弃。

同窗好友王集邦得到这一消息,痛心不已。他对安维峻说,机会千载难逢,很多人终生苦读,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你如何轻言放弃?他慷慨解囊,助安维峻赴京参加会试。

安维峻进京赶考,却时运不佳,两次会试,均名落孙山。他不气馁,不退缩,在友人的接济下,一边艰难度日,一边继续苦读。在此期间,他遍访名师,博览群书,呕心沥血,苦苦求学。光绪六年(1880年),终于金榜题名,如愿以偿,高中进士。不久,他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编修一职。

冒死一谏天下惊

安维峻品性耿直,不阿权贵,不结朋党,因此仕途不畅,在翰林院苦熬10年,才得以提拔。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任都察院福建道监察御史,为六品京官。

监察御史人称“言官”,品秩不高,权限很大,不仅可以弹劾各级违法官吏,揭露官场弊端,甚至可以向皇帝密奏皇亲国戚的不端品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权力,是所谓的“风闻言事权”,也就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仅凭听到的传闻,也可弹劾其他官吏。清朝的监察御史,按道分工负责,官衔前分别冠以道地名。安维峻负责福建道,为福建道监察御史。

安维峻出任监察御史,总是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参奏官场弊端,从不回避权贵。据不完全统计,他任御史的14个月内,连续上疏65本,弹劾过的大小官吏,从皇亲国戚、朝廷重臣,到封疆大吏、学政、道员,有四十余人。其中有亲王二人,军机大臣五人,总督四人。当然,他参奏弹劾最多的人,还是权倾朝野的投降派和卖国贼。

要求朝廷捍卫国家利益,讨伐日本侵略者,是安维峻出任御史后干的第一件大事。1889年,19岁的光绪皇帝开始亲政,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也走向白热化,逐渐形成了以光绪为首的帝党集团和以西太后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这一时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强大,军国主义思想抬头,开始向外扩张,对中国更是虎视眈眈,不断挑衅。面对日本即将发动的侵华战争,帝党君臣主战,主张加强战备,迎击侵略者;后党权贵主和,力主继续隐忍,避战求和。双方在战还是和、爱国还是卖国的问题上,立场鲜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对中国步步紧逼,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此时,以后党集团为代表的主和派,仍然没有被严峻的现实所惊醒,继续做着避让求和的美梦。可是,爱国者无不忧心如焚,安维峻更是寝食难安,心如刀割。他在《谏垣存稿·自序》中写道,每当军情吃紧时,自己草拟奏折,常常痛哭不已,以致昼夜不寐。

是年六月十七日,安维峻上奏《请明诏讨倭片》,要求皇帝明令天下,讨伐日本侵略者。在这份奏折中,他针对日本驻兵朝鲜,矛头直指中国的现实,指出了日本阴谋吞并中国东北三省的罪恶野心。他写道,朝廷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挫败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英俄等列强,都将轻视中国。他说,日本侵略者是国家的肘腋之患,切不可等闲视之。他强烈要求朝廷,“天下明诏,声罪致讨,择久经战阵之宿将,令其挑选精锐,直捣朝鲜都城,剪灭日本之兵而后已”。

在这份奏折中,安维峻直接抨击了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等人,说李鸿章年老体衰,位极人臣,一心只想着自己家族那点荣华富贵,无暇顾及朝廷长治久安,对严峻的时局提不出对策,要这种没用的总理大臣干什么?

当时的李鸿章是慈禧身边的红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安维峻为了民族利益,国家安危,不顾生命危险,痛责李鸿章,人们无不为他拍手叫好,同时也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1894年7月25日)清晨,日本海军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偷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甲午中日战争。战争爆发,举世震惊。安维峻接连上奏,为朝廷献计献策。从八月初到年底,他连上奏折30余道,从清军抗击日军的战术设想、进军路线、陆海军配合到后勤保障,都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建议朝廷调集精兵强将,痛击日本侵略者,维护国家民族利益。

在甲午战争中,慈禧开始同意反击,实际上是被动应战。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是慈禧60岁生日。从上年开始,她就命人为自己筹备“万寿庆典”。她担心战争拖延下去,会搅乱“万寿庆典”。清军在平壤溃退和黄海之战后,战争拖延的趋势日益明显。慈禧急了,后党权臣也纷纷跳了出来,重弹求降议和的老调,希望早日结束战争。

后来,日军相继侵占旅顺、大连,并向辽东进犯,奉天(今辽宁沈阳市)危急。奉天是满族贵族所谓的“龙兴之地”,安葬着清太祖、清太宗两朝皇帝。所有的皇室成员,都担心日本侵略者挖了他们的祖坟。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更是惶恐不安,求降之心异常迫切。他们争来争去,最后还是决心牺牲国家民族利益,用丧权辱国的办法结束这场战争。

安维峻激愤不已,忍无可忍,又一次拍案而起,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力阻和议疏》,坚决反对议和,主张抗战到底。

《力阻和议疏》是安维峻奏折中篇幅最长的一本,全文近5000字。在这份奏折中,他旁征博引,论证了议和的危险,同时义正词严地指出,各国列强常对我虎视眈眈,时时想着鲸吞中国,由于他们彼此利害冲突,互相牵制,所以谁也不敢抢先下手。今天,如果朝廷向日本求和,结果必然是“一倭得志,众倭效尤,今岁然,来岁又复然”,日复一日,永无尽头,国无宁日。再说,就算朝廷执意罢兵议和,然我兵可罢,敌兵不可能罢。他认为那些鼓噪议和的人,是患得患失,苟且偷安,视大局如儿戏。朝廷一败即和,是我求和于敌人,不是敌人求和于我。如果朝廷把割地赔款当作自保妙计,当作救急药,中国就永无自强之日了。

慈禧和李鸿章等人的一系列乞降活动,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反对乞降议和的声音响遍神州。但是,慈禧和李鸿章等人的乞降活动,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安维峻听着议和之人的声音,看着议和之人的嘴脸,“感愤填膺,痛不可忍”。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他抱着“意以命拼一疏,倘可上回天命,虽死无恨”的想法,连夜起草奏折,呈上了他的最后一疏,即震惊天下的《请诛李鸿章疏》。

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李鸿章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与清政府的朝政,主管清政府的外交,兴办北洋海陆军。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是清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排除异己,扩大权势,靠着慈禧的支持,对于主战派的言论和光绪帝的谕旨,置若罔闻。因此,他理所当然是主战派抨击的主要对象。在安维峻的眼里,李鸿章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早该诛杀,以谢国人。

在《请诛李鸿章疏》中,安维峻列举李鸿章的罪状多达二十条。他斥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寇来犯时,不敢反击,实际上是担心失去自己寄囤日本的私财。李鸿章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对敢于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至于那些贪生怕死的淮军将领,迎合李鸿章的旨意,未见日军先逃,偶遇日军即溃。李鸿章“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

安维峻在这篇奏疏中还写道,所谓议和,都是慈禧太后的主意。慈禧太后包庇卖国奸臣李鸿章,纵容太监李莲英干预朝政,专权误国。他质问慈禧:“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有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呼?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岂可复容?”他断言:“李鸿章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贼人有不破灭者,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

《请诛李鸿章疏》一出,朝堂震撼,天下震惊。有时评说:“疏出,读者皆为缩颈。”坊间盛赞安维峻将生死置之度外,上《请诛李鸿章疏》,是“抬着棺材上金殿”。

慈禧读安维峻的奏折时,读到一半就勃然大怒,要将安维峻交刑部严加惩处。

光绪皇帝害怕慈禧借此大开杀戒,杀害主战的爱国志士,于是想暗中保护安维峻。他急忙颁发一道谕旨,说御史安维峻所奏,是“托诸传闻”,“妄言无忌,恐开离间之端。”为此,“安维峻着即革职,发往军台赎罪,以示傲戒”。

慈禧反对如此处置安维峻。她认为这样处置安维峻,难解心头之恨,一再坚持要严办安维峻。关键时刻,道光帝第六子、光绪帝的伯父、恭亲王奕訢跪奏,说本朝从未杀过一个谏臣,一再恳请太后原谅安维峻。在场的其他大臣,也奏请慈禧宽恕安维峻,慈禧这才免了安维峻的死罪,将他革职,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

回报乡梓写春秋

安维峻舍己为国,冒死直谏而受朝廷迫害,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据《清史稿·安维峻传》记载,“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赠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

正如《清史稿》所言,安维峻离京时,京城好友馈赠盘缠,挥泪相送。一些士大夫们还为他作画、赋诗,奉赠送行。被称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的王鹏运,作《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赠安维峻:

荷到长戈,已御尽、九关魑魅。尚记得、悲歌请剑,更阑相视。惨淡烽烟边塞月,蹉跎冰雪孤臣泪。算名成、终竟负初心,如何是?

天难问,忧无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愿无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

该词一出,人们争相传抄,很快风靡全国。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志锐,特意镌刻“陇上铁汉”印章一枚,赠予安维峻。从此,安维峻“陇上铁汉”的美名,不胫而走。鲁迅则称他为“中国的脊梁”。

从京城到张家口,沿途匪患不绝,杀人越货时有发生。此外,安维峻屡上奏折,参奏过不少卖国权贵。这些人,都可能在安维峻去张家口的路上暗下黑手,置他于死地。就在友人们为安维峻的安危担忧之际,京城名侠王五(别号大刀王五)主动请缨,要为安维峻当保镖,护送他到张家口。安维峻离京那天,王五如约而来,会同甘肃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侯乙青、李叔坚等人,护送安维峻一路北去。

安维峻到达张家口后,受到当地官商士绅的热烈欢迎。大家把他看作民族英雄,轮流宴请。张家口抡才书院聘他为主讲,书院也因此名声大震。安维峻在主讲抡才书院期间,邀请了不少名流学者到书院讲学,前来书院求学听讲的青年才俊,更是络绎不绝。

安维峻流放张家口期间,爱国之心依旧。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签订卖国的《中俄条约》,他痛苦不已,写诗抒怀:

国贼讨未成,遗恨长终古。他生犹谏官,衮阙吾其补。

一个爱国才者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流放在外的安维峻,常常思念故乡的亲人,故乡的山山水水,一直梦想回归故里,回报乡梓。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秦山陇水是吾乡,魂梦依依恋梓桑。”他的思乡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清朝惯例,贬戍军台为期三年。三年期满,应获释而归,如果朝中有人,仍可再任原职或改任新职。可是,安维峻贬戍张家口,三年期满,朝廷又下谕旨,对他“展延戍期”。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贬戍张家口五年的安维峻,才获释归来。此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瀛台,时局更加动荡。安维峻目睹现状,深知无力回天,盼望清王朝中兴的幻想终于破灭了。他决定回归故里,归隐田园。

教书育人是安维峻的专长。回到家乡的安维峻没有积蓄,没有经济来源。他决定发挥自己饱读诗书的长处,去各地讲学,或开馆授徒,以维持生计。多年过去,他先后任陕西味经书院、固原五原书院、陇西南安书院主讲,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后来,他又在家乡神明川村南关帝庙开办私塾,从事启蒙教育。

晚年的安维峻,体弱多病,退隐故乡柏崖。在柏崖的生活,由于收入不济,更加贫困。即使如此,他仍然不忘回报乡梓,先后组织村民乡邻,筑堡御匪,平田整地,修渠铺路,做了不少好事。

安维峻回归故里后,除了教书外,在著书立说方面也颇有建树。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在兰州主持总纂《甘肃新通志》,计105卷、80册、300余万言。《甘肃新通志》完成后,他应邀再次进京,先任内阁侍读,后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

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安维峻辞职返回故里,潜心整理刊印自己的著作。他著有《四书讲义》4卷、《谏垣存稿》4卷、《望云山房诗集》3卷、《望云山房文集》3卷等。

“民国”十四年(1925年),安维峻逝世于家乡柏堂山庄,享年72岁。

安维峻离开了人世,但他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心系天下、为民请命的精神,却一直激励着家乡人民。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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