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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的金城普照寺明代经卷

来源/ 甘肃文化产业网 作者/ 姜洪源 时间/2017-03-17 10:08:16
甘肃文化产业网按 普照寺藏经楼阁所藏的佛教经典,是著名的明代《永乐南藏》。我国佛教经典,源于汉代,创集于隋朝,写经盛于有唐,雕版作于宋代。

《永乐南藏》卷封面

兰州人谈起当年日军轰炸兰州的那段惨痛历史,就会说到毁于轰炸的唐代名刹普照寺,以及与普照寺同为灰烬的住持方丈蓝众诚。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了78年,但记忆中的伤痛却无法抚平,人们在凭吊悬挂于五泉山“警醒亭”内轰炸中幸存的普照寺金代铁钟时,也会感谢那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拼尽全力保护藏经楼明代经卷的仁人志士。

  名刹废墟里挖寻藏经

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是大后方,穿越甘肃境内古老的陕甘驿道、甘新驿道是当时苏联援助中国抗战物资的运输通道,在南方滇缅公路一度中断后,这条通道甚至成为我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道路。所以,日军从1937年7月到1941年9月,连续数年对兰州及其周边的靖远、固原、平凉、泾川、永昌、武威、天水、临洮等十多个城市狂轰滥炸,由于兰州是苏联援华物资的转运枢纽,援华物资经过新疆运到兰州,再转向各战区;中国偿还苏联援助的物资,也主要汇集于兰州,再西运新疆输出。同时,兰州还是中国空军的重要训练基地,一批批飞行员受训后,奔向抗日的主战场。所以,兰州遭受轰炸的程度最严重。研究甘肃大后方抗战史的专家称,日本人轰炸兰州的猛烈程度,仅次于轰炸战时首都重庆和军事首府武汉。

1939年2月23日,日军飞机由山西运城机场起飞奔袭兰州。当飞机侵入兰州市内上空时,中国空军及高射炮部队当即迎击。次日的《甘肃民国日报》报道:“敌机二十架,昨日上午九时许,空袭兰垣。”敌机在“城内中央市场、黄家园、东大街、学院街、曹家巷、贡元巷、黄河沿、南关、东城壕一带,投弹数十枚,即匆匆向东逸去。”投弹被炸最惨重的是市区东部和南部,“中山市场中了三弹,藏经楼被焚了个精光,一个老和尚不幸殉难……”这里所说的“藏经楼”和“老和尚”,就是位于学院街(今兰园)的唐代寺院普照寺藏经阁楼和住持蓝方丈。

普照寺被多枚炸弹击中,由于日军投下的是燃烧弹,所投之处,燃起熊熊大火。据史料记载,当时,周边烈焰熊熊,机声刺耳,弹火横飞,蓝方丈登上藏经楼,要与藏经共存亡,他“坚不退缩,卒之与寺俱殉,识者惜之。”普照寺被炸毁的是大雄宝殿东北隅一角和藏经楼全部。藏经楼内的唐代壁画、佛像及雕刻木像12尊,铜接引佛一尊,均被炸毁。面对当时场景,省佛教会紧急召来工人,在废墟中小心翼翼地挖出方丈遗体和约两千数百册经典残卷。

这是普照寺第一次被炸。之后,省佛教会集资,将炸毁的大佛殿一角修复完毕。但紧接着的10月、11月和12月,日军飞机又连续对兰州进行轰炸,普照寺又遭受重创。日机的燃烧弹彻底炸毁了大雄宝殿、法轮殿、天主殿、哼哈二将殿、药师殿、星宿殿,全寺付之一炬,尽成焦土。劫后,普照寺建筑仅有东侧的观音堂和寺门幸存,那座悬于寺内的金代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铸造的铁钟,也倾倒在残垣瓦砾之中。普照寺继由蓝方丈的师弟王月庵住持,收拣藏经残卷。

普照寺所藏的这部佛教经典是《永乐南藏》,其刻印时间距普照寺被毁,已有300多年。1947年,甘肃省佛教会理事董葆吾在《补修普照寺藏经序》中说:“吾甘僻处西北,文化逊于东南,然在有明一代,省会庋藏大藏经,已有三部:一在五泉山藏经殿,一储嘉福寺……又其一在城内普照寺”,而五泉山和嘉福寺的藏经,在清代中期的战乱中已经毁掉了。因此,藏于普照寺的这部经典十分珍贵。为了防止日军飞机再次空袭兰州,设法保全这部经典残卷,继任住持王月庵不得已从城内将经卷移至兰州西乡费家营,暂时存放在赵祝三老居士家中,辟静室三间庋藏之。

时间过去了三年,日军飞机基本停止了对兰州的轰炸,局势好转,王月庵长老邀集佛教同人,发愿补经,要补写、修补这部遭受战火的残卷。时间定在1942年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菩萨诞辰日,从费家营将全部经典请回,存于城南郊外“煦园”水梓先生的家中,被安放在“煦园”最南面的三间僻静房屋“留云山馆”内保存。一面请人以省佛教会会长邓隆家藏的频伽精舍本作底本,每天到“煦园”内补抄,裱工则修补残破经卷,添置经卷包皮;一面由省佛教会理事杨思、水梓、裴建準、董葆吾等人,向各方檀越募捐,不到三个月,就募集了国币一万五千五百余元,有些佛教信众还捐助了面、油、蔬菜等物品,以供抄经人临时餐饮之需。这样,历时19个月,计补抄17函,88册,挖补357册,这项补经的善举告成。

据水梓先生的女儿水天长教授回忆,随同经卷一起搬移进“煦园”的还有几尊佛像。水梓先生信佛,他家的“留云山馆”原来就是供有佛像的佛堂。水天长教授曾告诉笔者,她父亲也让她和她的哥哥水天浩、弟弟水天中看护这些经卷,参加经常性的打扫、除尘等工作,在房间里还放了灭鼠药,平时检查经卷有无虫蛀的痕迹等。她说,她们并没有把这些作为劳动,而是作为善事。每逢礼拜天,她父亲水梓都要焚香礼拜,离开时,还要敬上鲜花。这批经卷在“煦园”就地进行了修补,并更换了经卷包皮。经卷就这样在“煦园”保存了好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这批经卷到底往哪里挪,水梓先生与裴建凖等人商量,在王月庵方丈的主持下,择吉日迎送到原普照寺未被日机炸毁的东侧观音堂。这样,在辗转多年后,这部经卷又回到了普照寺。

《永乐南藏》卷(局部)

  刊刻经典的来龙去脉

关于普照寺及其藏经,过去在相关报道中甚至一些新编史志中一直不够准确,含糊不清,以致没有一个明晰的说法。据《甘肃通志稿》卷十八记载,普照寺由唐代贞观年间敕建,明代永乐年间由肃藩重修,清代也曾屡修。这是方志的记载,那么,当年是否有人亲眼目睹过这座佛寺并做过文字记录呢?1937年,著名教育家庄泽宣来甘考察西北文教事业,所著的《西北视察记》有一段对普照寺的描述,是他的亲见亲历,由于是记于普照寺遭毁的前两年,因此更加珍贵。他记述:“普照寺建于唐贞观年间,明永乐中肃藩重修;寺内有壁画极精美,尤以千手观音像为最工致,栩栩如生,当系唐人手笔。藏经楼有藏经五千零四十八卷,亦可至宝。”关于千手观音像及所藏经卷,邓明的《兰州史话》一书中介绍兰州唐代三大佛寺之一的普照寺时,附有两桢照片,一桢是“大雄殿内千首佛像”,一桢是“藏经阁三佛像”,无疑是普照寺毁前所拍摄,非常珍贵和难得。并有细致的文字描述:“藏经阁二层五楹,上层供奉彩绘三佛像,立于莲座上,各做手印,丰颐慈目,各有背光……下层悬楹联曰:‘大义参天,金炉不彻扶炎气;精忠贯日,宝炬常明达旦光。’供关圣帝君,借其忠义、降魔、救灾的威名,企盼保佑藏经阁的安全吉祥。”

董葆吾先生是省佛教会理事,而省佛教会的工作地点,恰好就在普照寺东侧的观音堂内,他对藏经阁楼也有描述,应该是他本人的亲见,他在《补修普照寺藏经序》中说:“藏经阁位于寺之正北,大雄宝殿之后。栋凡七楹,状甚伟观。中塑观音、文殊、普贤三大菩萨,木雕释迦、弥陀、药师三大佛,及韦陀尊神像,并接引佛铜像。上壁胪绘千佛像,或跏趺巍坐,或瞑目静摄,状类不一,栩栩如生。两旁壁间,环嵌大木橱八,内储藏经,凡六百四十部,计六千三百四十六卷,以千字文分别部居。外绘八大菩萨立像,高八九尺,金碧辉映,灼耀夺目,骤临其间,俨然一佛阁也。”

甘肃省档案馆馆藏当年“甘肃省佛教会普照寺财产损失报告表”中,详细记载了1939年2月和12月两次遭日军飞机轰炸的损失情况。报告表在记述了大雄殿、法轮殿、藏经殿、金刚殿等建筑遭到毁损之后,还特别说明损失的还有唐代塑像55尊、唐代吴道子壁画像32幅,同时,档案还明确记录了遭到损失的还有“明代藏经一部”。

这些记载,或可以成为复原普照寺毁前原貌的可信资料。

普照寺藏经楼阁所藏的佛教经典,是著名的明代《永乐南藏》。我国佛教经典,源于汉代,创集于隋朝,写经盛于有唐,雕版作于宋代。而明代刻藏事业更加发达,从洪武五年(1372年)就开始雕刻,大约到洪武十一年(1398年)或永乐元年(1403年)刻毕,是为《洪武南藏》,是明代的第一部官刻大藏经。版存天禧寺,永乐六年(1408年)毁于火,印本传世极少。《永乐南藏》雕刻于永乐十年至十五年(1412年至1417年),永乐十七年(1419年)刻成,是《洪武南藏》的再刻本,内容略有变动。所以,《永乐南藏》可以说是佛教大藏经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藏经,内容较宋元藏经多近一倍,在佛教文献学和大藏经编纂研究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目前国内收藏大约不到十部,珍稀程度仅次于宋元藏经。从版本学的角度看,明初刻本留存很少,古籍版本十分珍贵,在版本学和印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普照寺的这部《永乐南藏》的主要出资印刷者是肃宪王绅尧和他的母亲懿王妃陈氏,刷印地点在金陵,即南京,大约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刷印,并于同年运抵兰州,存普照寺藏经阁。经办人是崇庆寺比丘镜授和他的徒弟怀戒,崇庆寺在当时是兰州五泉山各寺的总称。这部经典运到兰州后,吸引了远近不少佛门弟子阅读,不仅有兰州各寺院的住持,还有来自临洮、河州、秦州,甚至潼关的僧人,兰州各大寺还可以将经典请回本寺阅看,如兰州僧人守禧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就曾“自兰郡普照寺藏经阁请经半藏”。可见当时这部《永乐南藏》在甘肃影响之广。

兰州五泉山猛醒亭,亭内悬挂着日军轰炸兰州普照寺时幸存的铁钟。

  《永乐南藏》之劫后余生

自从当年省佛教会同水梓先生等将经卷送归普照寺原址之后,这部劫后余生的经卷曾一度没有后续消息。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张思温先生对这部藏经十分关注,《张思温文集》里说:“1963年(经卷)尚存庙中,而月庵已死。韩定山在省文史研究馆时,欲移存馆中,议未果,今不知在否?”就是说1963年时,韩定山(甘肃文县人,省文史馆馆员)在普照寺观音堂还见过这部经卷,也曾建议将经卷移交给省文史馆,但未能成行。后来就不知下落了。《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是水梓先生的后人撰写的一部著作,其中有很大的篇幅述说抗战时期水梓先生等保存普照寺经卷的事情,但对这部经卷后来的下落也不清楚。

1986年甘肃省图书馆新馆落成,由老馆搬进雁滩新馆,工作人员在翻找资料时,发现当年由水梓、裴建凖、董葆吾等人保护的普照寺《大藏经》就藏在甘肃省图书馆。由于省图原来没有对所藏中国古籍名录进行分编,所以尚不知馆内早就存有这些经卷。这些经卷被放置在一些大箱子里面的,卷子还被包在包裹皮里,经卷内还夹有许多黄色和红色的小纸条,这些小纸条是僧人们阅后的题签,有的题签上还写着普照寺僧人的名字。特别是,这部藏经每一函最后一册均有题记,大部分是手写的,少部分是刻好之后盖上去的,涉及到了这部藏经的印刷情况。如“重十”卷尾有“母妃陈氏、男肃王施财命僧镜授、怀戒万历庚子金陵印造”等,还有,这部藏经内几乎每一版均钤有“金城普照寺记”印。这些,都是确认这部藏经施财印造者、刷印年代、地点、经办人,以及与普照寺的紧密关系。省图文献部工作人员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册逐页翻检,并参照有关文献,确认是明永乐年间在南京刊刻的《永乐南藏》。由此,就可以进一步确认这是普照寺劫后余生的经卷。

甘肃省图书馆张其尊女士说,兰州老百姓通常所说的遭日军轰炸的普照寺《大藏经》,其实就是佛教大藏经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藏经《永乐南藏》,是明肃王朱绅尧和他的母亲陈氏施财在南京印刷的,共印刷了三套,分别藏在五泉山崇庆寺、嘉福寺和普照寺三处。这与李恭先生当年的《敌机袭兰纪略》中的记载,“偶见卷末有嘉靖壬寅陈某施财刻版字样”不谋而合。

据张其尊女士介绍,省图书馆所藏的这部《永乐南藏》是上等优质连史纸印刷,上下裱纸和经帙全用花纹锦缎裱装。藏经以千字文编号,始“天地玄黄”,以“巨野洞庭”的“野”终,凡638函,1612种,6364册。一般每函十册,多者十三四册,少者六七册不等。具体为:《大乘经》205函,537种,2085册;《小乘经》46函,243种,47册;《小乘律》50函,58种,456册;《大乘论》49函,92种,504册;《小乘论》74函,37种,720册;《续人藏论》5函,23种,48册;《此方撰述》148函,154种,1436册。

现在,这些经卷保存在省图书馆九州台《四库全书》馆内。至于这些经卷当初是由谁经手、何时移入省图书馆里的,因为无记载,已经无法弄清来龙去脉了。但不管怎么说,遭遇战火硝烟而又受到众人保护的明代经卷,今天能完整地保藏下来,真是莫大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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