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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兰州故事丨草圣家事,张芝父亲张奂的故事

来源/ 甘肃文化产业网 作者/ 王文元 时间/2018-01-15 09:17:50
甘肃文化产业网按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将关中、河东等地的豪族陆续迁移到河西,浓厚的传统文化和边关尚武的风气相结合,使得两汉时期,甘肃名人基本都是文武兼备,他们既能著书立说,又能驰马冲阵。

讲述人:任富平著名书法家甘肃省作协会员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将关中、河东等地的豪族陆续迁移到河西,浓厚的传统文化和边关尚武的风气相结合,使得两汉时期,甘肃名人基本都是文武兼备,他们既能著书立说,又能驰马冲阵。

在史书上,有凉州三明之说,这三明是凉州出的三个杰出人才,分别是: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因为三位的表字都有个“明”字,又都几乎同时在处理羌人问题上,有功绩有见解,故而在当时,京师洛阳人称为“凉州三明”。

今天,我们就听听凉州三明之一:张奂张然明的故事。

草圣的父亲,少年就不寻常

说到张奂,知道的人不多。但要说张奂的儿子草圣张芝,知道的人就太多了。张奂有三个儿子,两个都擅长书法,除了“草圣”张芝之外,还有张昶,也擅长草书,有“亚圣”之誉。他还有一个儿子张猛,官至武威太守,可惜被韩遂杀了。

“草圣”他爹,究竟是个啥样的人?张奂(公元104年-181年)字然明,敦煌渊泉(今甘肃酒泉市瓜州县东)人。张奂家祖孙三代都是名人,张奂的父亲也很牛。张奂的父亲张惇,曾任汉阳太守,这是两千石的高官。

张奂少年时期,就很有才华。他在三辅游学时,跟随太尉朱宠,学习《欧阳尚书》。张奂做了一件事,将书中的华丽辞藻等内容都给删减了。将四五十万字的书压缩到九万多字。这在当时可是件轰动的事。有这个轰动效应,以后发展就方便多了。大将军梁冀征辟张奂到他府上任职。后来他又被调到东观(相当于皇家图书馆)任职。再后来被朝廷任用为议郎。

按照这个节奏,怎么也是文官,谁知,张奂最终却以军事才能而让人们刮目相看。

此时,虽然匈奴式微,但南匈奴各部,依旧拥有相当的实力。这些部落,名义上接受了汉王朝的官职,实际上却时叛时附。这不,张奂刚刚到安定郡三水县就任安定属国都尉,就接到紧急通报。原来,永寿元年(公元155年),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攻掠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等地,而东羌人也蠢蠢欲动。

更让张奂担忧的是,他手中只有两百多人。作为官员,守土有责,他立即带着这两百多人赶往长城一线。谁知,他的部下根本不愿意去,敌强我弱,差距太大,不可力敌。张奂一意孤行,坚持抵达长城一线才停下,收集掉队人员。

不过,他的这个举措,可真把一些别有用心的羌人给镇住了。他乘机双管齐下,一面派人继续招降东部羌人。一方面占据了陕西榆林,隔断了南匈奴和东羌之间的联系。张奂联络各部攻击叛军,顺利摆脱了困境。

拒绝贿赂,赢得羌人归心

张奂的军旅生涯中有很多传奇故事。我们选择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故事就是张奂拒金的故事。他在处理羌人问题上,一直采取比较柔和的策略。安抚了羌人部落,也让羌人上下感恩戴德。于是,羌人豪帅给张奂送了20匹好马,而先零羌首领则给张奂送了八枚金饼。这是当时的一种惯例陋习。张奂认为马和金都不能收,随即将金马还给了羌人。

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张奂升任护匈奴中郎将,进驻南单于庭美稷。谁知,这次接手依旧是个烂摊子,边境地区各种矛盾冲突非常激烈。果然,这年十二月,又发生了叛乱。当时,匈奴休屠部、朔方乌桓人共同叛乱。张奂所部汉军士卒非常紧张。这次汉军表现和前面一样,斗志不强,各部将士都有逃跑的打算。此时,张奂却安坐在大帐中,给弟子们讲授经文。这样,才算把混乱的军心安定了下来。随后,张奂再施故伎,派人去诱降乌桓。结果,乌桓人斩了匈奴各渠帅,袭破其众。这场战乱才平定了下来。

可惜第二年,张奂因为大将军梁冀被诛一案,受到牵连,被免官囚禁。在皇甫规的大力帮助下最后免职回家。四年后,他被任命为武威太守。

他到武威就任后,先采取了措施,减轻民间负担,稳定人心。接着将施政目标对准当时武威流行的一种恶俗。

原来,当时武威有一种习惯,凡是在二月、五月出生的小孩,如果他的父母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小孩和父母都要杀掉,以此来图个吉利。显然,这是一个无稽之谈。张奂派人深入民间,了解情况,一面向民众宣传,一面制定严格规章制度,从法制上制止这种恶俗的发生。

在宣传和法规的双管齐下之下,这个恶俗最终销声匿迹了。百姓非常感激张奂,修建了祠堂以纪念他的功绩,朝廷最后升任他为度辽将军,后来又被拜大司农。

东汉末年,大名鼎鼎的董卓,也曾经是张奂的部将。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羌五六千骑向关中进攻,抢劫长安附近的云阳一带。张奂派遣司马尹端、董卓出击,大破羌人,平定三州。

可惜,张奂没有贿赂宦官,朝廷赏赐极少。他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将家人的户籍迁到弘农华阴,从此张奂成为弘农人。晚年,张奂在家教授弟子,写成《尚书记难》一书,于光和四年(181年)卒,年七十八。他曾说:“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果然,心有多广,路就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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