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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尊孔学儒“三贤”的传记

来源/ 甘肃文化产业网 作者/ 张小华 时间/2018-07-05 09:26:12
甘肃文化产业网按 近几年来,兰州“陇上名人园”内树立从远古到清末时期在甘肃境内生活和工作过的51位历史名人雕塑,孔门甘肃三学子现身其中。

孔子

石作蜀

壤驷赤

秦祖

孔子讲学(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春秋战国既是群雄争霸的分裂战乱时期,也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元人陈采正用诗句精准形象地勾勒了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画野分民乱井田,百王礼乐散寒烟。”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在杏坛聚徒讲学。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焉。”在“授业”过程中,孔子提出并践行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突破了当时的地域、等级、职业、年龄界限,开平民教育之先河。“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清道光年间任伏羌教谕的甘肃皋兰人吴可读留下“孔门七十二徒,陇得三人”的记录。这三位被列入七十二贤的孔门甘肃学子就是石作蜀、壤驷赤和秦祖,号称“陇上儒学贤”。

尽管《论语》中没有“三贤”的行状问对传世,但通过地方史志、墓志文物、诗联咏赞、族谱姓氏、祠像纪念等可以追寻他们的求学经历,简略再现他们的人生历程。

唐封宋赞石作蜀

石作蜀,字子明,号卓子,冀人。生于周敬王元年(前519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享年四十,与吴可读题石子墓联中“叹四十韶华”之说契合。其姓氏有单姓、复姓两种说法。《甘谷县志》对石作蜀的记述比较简约:“她幼好学,闻孔子聚徒讲学,跋涉万里,就学孔门。从删述,受诗书,终为孔子弟子中‘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之一’。学成返乡,宣传儒家学说,传播西周文化,淳教化,移风俗,自此三陇一带文教大兴,人文蔚起,风范遗泽,后世景仰。”《伏羌志》载:“(石子)唐封石邑伯,宋封成纪侯,明去封号,称先贤。从祀孔庙。”

石夫子故里原有石子墓和石子祠。清道光年间,吴可读曾撰《石子墓记》:“墓在伏羌,……墓今荒芜不堪,仅存墓址。”并有墓联、祠联各一,收入《艺文志》。墓联是:“梓里访遗踪,看空庭草碧,冢荒花殷,何处是唐封宋赞?杏坛亲教泽,听渭水莺啼,陇山鸟语,此中有化雨春风。”祠联是:“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更多佳士?休言秦俗悍,除邹鲁三千而外,此地大有传人。”省城兰州也曾建有石子祠,如今仅存兰州晚清进士刘尔炘所撰祠联:“是成纪数千年灵秀所钟,能傍尼山拜日月;倘孔门二三子渊源不绝,庶几中国有乾坤。”

石夫子的风范遗泽受到后人景仰,历代地方官员、文人墨客常有题咏,但多散佚。清光绪末年,伏羌县令雷光甸题联:“勿谓秦无人,曾向杏坛沾化育;至今关有学,同来梓里拜灵祠。”

2005年2月,在山东泰安城东发现一部《徂徕石氏族谱》。该谱修于1957年,仅存3卷。其中《石氏姓源考》云:“石子作蜀,字子明,天性明敏。慕孔子之道,奉先世谱牒,自武威携家来鲁,受业于孔子之门,列在七十二子。后为郈邑宰,因三家僭乱,辞叔孙,辟不就,去隐于徂徕山。鲁悼公十八年而卒,葬于徂徕山之阳,后称徂徕石氏者,良有以也。”

这份族谱虽与其他史料出入较大,但或有值得采信之处。其一,族谱载石作蜀“自武威携家来鲁”,与《山东长山石氏世谱》《江苏邳州石氏族谱》所载“至暂祖避宁喜之乱,逃于甘肃武威,生子石作蜀”互证,由此可初步判定石作蜀祖籍天水生于武威。其二,族谱对石作蜀生年未述,卒年为鲁悼公十八年,即公元前450年。这比传统说法晚29年。其三,族谱记录石作蜀“隐于徂徕山”“葬于徂徕山之阳”,徂徕山在今山东泰安。传统观点认为石作蜀学成回籍、荣归故里。对此,除荒芜难辨的甘谷石子墓外,基本缺乏史料实证或文物支持。出于种种原因,古代“一人多墓”的现象并不少见,远在2400多年前的石子墓究竟在何处,有待进一步考证。

甘谷县石家大山、十里铺、石家窑都有石姓人居住,几地石姓人长期争立石作蜀为其祖先,清代伏羌县令雷光甸就此进行了巧妙的化解:“一个石字掰不破,十里铺石姓与石家大山人都是石夫子的后代。”

为了缅怀石子,继承杏坛遗德,甘谷县人民政府于1989年8月在十里铺小学院内再立“石作蜀先贤旧址碑”。

先贤壤子和秦祖

壤驷赤,字子徒,春秋秦国上邽人,生卒时间失考。《孔子家语·弟子解》录“壤驷赤,字子從”,史家多疑“從”系“徒”之笔误。

其时秦国兵力已然强大,但社会文明程度较低,有学者认为尚处在氏族部落联盟的奴隶制早期阶段。加之秦国民风好战争胜,故而研学文化者甚少。然而,壤驷赤却卓然不同,不仅热衷读书,还颇具才气,诗书文章都很出色。他克服各种困难,从秦到鲁,拜师孔子学习礼制。终于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俱佳,跻身孔门七十二贤之列。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追封壤驷赤为“北徵伯”;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加封为“北徵伯”(一说“上邽侯”);明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改尊为“先贤壤子”;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世祖改奉为“先贤壤驷子”。秦州文庙设壤驷赤祠,祠联曰:“任人间倒海翻江,逐宇宙新潮,正学莫忘宣圣统;愿我辈模山范水,赴春秋佳日,大家来拜上邽侯。”

对其姓氏,存有两种说法。一为复姓说。作为历史上罕见的复姓,“壤驷”在《郑通志·氏族略》和《姓氏考略》中有收录,宋版《百家姓》中排序为第452位门阀,在复姓中排序第43位,族人多以天水、秦郡、京兆为郡望。一般认为,“壤驷”应是秦国嬴姓贵族中的一支,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交通条件下,平民百姓难有条件赴鲁求学。一为单姓说。《姓氏考略》载:“孔子弟子壤驷赤之后,以壤驷赤之壤为单姓。”明代学者认为,壤驷赤应单姓壤氏,名赤。追根溯源于尧帝时期的著名农夫壤父。因他去鲁国时被特许驾乘驷马之车,故名。因此明朝尊号称“先贤壤子”,而不是“先贤壤驷子”。清儒张澍援引《左传》中“鲁有郈工师驷赤”之句,认为“驷赤”二字相连不可断开,也不赞同“壤驷”复姓说。

秦祖,字子南,上邽人,亦求学杏坛,身通六艺。生平经历极难寻求。唐封少梁伯,宋为鄄城侯。秦州文庙设秦祖祠,联曰:“圣绩恡(lìn)西行,眺百二河山,不碍春风时雨至;儒宗傅北学,数三千弟子,谁携关月陇云来。”

孔门楷模颂千秋

学成出师后,“三贤”遵循孔子的教诲,开设私塾,在传播儒家学说的同时,大力普及文化知识,为以后天水乃至甘肃深厚的人文根基打下了基础。

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两庑中,曾经奉祀三位先贤的塑像。《秦州志》载:“(秦州文庙)乡贤祠内有三位夫子的祀像。”

元末礼部侍郎、明初秦州儒学教授乔宗亮曾为“三贤”作赞诗各一首:壤子徒赞:式是壤侯,昭乎圣徒。执经请益,载道若无。诗书规矩,问学楷模。得时而驾,领袖诸儒。秦子南赞:秦有子南,口赞述作。守道之渊,成德之博。范若铸金,契犹发药。历世明祀,少梁宠爵。石子明赞: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修有德,克述无言。鼓箧槐市,扬名里门。此道久视,彼美长存。

明《巩昌府志》人物卷录有“三贤”姓名字号及历代之封,他们均为“成纪人,孔子弟子,从祀孔子庙庭”。特别强调壤驷赤“笃信守道,为曾子之亚”,石作蜀“从删述,受诗书,多所启予”。

在1926年初成书的《甘肃人物志》中,主编张维就“孔门三子”论曰:“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列传》,采摭经传,论其行事,于言行无可考者,见其姓名而已。秦,西戎之国也。三子者,独能得圣人以为依归,俨然列于受业身通者七十七人之间,声名灿然,施于后世非贤者孰能若此乎!”

1944年,在甘肃省教育厅发文审定的中小学授课教材《天水县乡土教材资料》中,编者王继尧写道:“秦地邽冀戎族中诞出了壤驷赤(子徒)、秦祖(子南)、石作蜀(子明)等三学子,相约赴山东曲阜,投奔于孔子门下,学成回籍,传授孔子的学术思想,开了中国正统思想文化的先河!”

改革开放后,《秦州儒门三贤》《秦州陇上“三贤”》和《杏林先贤石作蜀》等文章陆续见诸媒体。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羲皇古城历代诗人传记》中,学者杨育峰除记录“三贤”基本信息外,还留下独到的评价:“壤驷子通晓经诗,注重修养,应时而动,是孔子弟子中的佼佼者,为诸儒学子之人文领袖。”“秦子南为遵守道德的典范。”“石子明勤勉谨慎,形箔如铸金器,美名远近闻名。”

三贤精神耀陇原

上引文献资料中出现的冀、秦、陇、伏羌、上邽、成纪等均为不同历史时期甘肃天水的行政建制。《天水三字经》开卷之初罗列了天水的历史沿革:“周孝王,封非子。秦之称,从兹始。各朝代,多更替。或上邽,或成纪。晋以来,秦州地。统领县,亦互异。入民国,州治废。定县名,曰天水。”在“遗迹”篇也有“天水地,属秦封。置上邽,伐西戎”之句。由于年代久远,史料阙如,有关“三贤”的记录并不全面连贯,许多问题尚待详加考辨,但他们都是甘肃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其实,对于“三贤”的籍贯出生地,唐宋学者们早就进行了严密论证,否则古代朝廷也不会草率加封。

在今天的兰州五泉山公园里,仍有陇上三贤的祠堂。“秦子祠”主祀秦祖,立像总高近3米,塑像端庄,面容平静,墨匾上刻有魏体蓝字“守道成德”,高度概括了这位孔子弟子的一生。两侧墙上,有景清、吴可读等甘肃乡贤13人陪祀,祠外四周有廊柱环绕。“壤驷子祠”主祀壤驷赤,塑像微侧着身子,目光平和,左手持卷,右手挥起,似若正在讲学,一派“陇上儒学贤”气韵,身后匾上四字为“虚心若无”。祠内陪祀王符、皇甫谧、赵充国等甘肃乡贤11人。“石子祠”主祀石作蜀,塑像沉静,衣袍垂拂,匾上字为“懋依有德”,即指其“至德崇儒,斯文乃殊”。

近几年来,兰州“陇上名人园”内树立从远古到清末时期在甘肃境内生活和工作过的51位历史名人雕塑,孔门甘肃三学子现身其中。

陇上尊孔学儒“三贤”,是先秦陇上学人的杰出代表。他们从故土秦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鲁国投奔孔子门下,终于受教成仁。他们回籍后宣扬孔子儒家学说,传播春秋周礼文化,敦教化、移风俗,使秦陇一带文教大兴,人文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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