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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史新论》:重新解析印刷史

来源/ 华西都市报 作者/ 时间/2022-06-28 09:12:00

《中国印刷史新论》:重新解析印刷史

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也是印刷史的故乡。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情况,起首即说:“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像沈括这样对印刷史抱有兴趣的著作者,后世代有其人,他们会随笔记录与印刷相关的所见所闻,但古代中国一直未能产生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印刷史的论著。直到清末民初,叶德辉撰成《书林清话》,孙毓修撰成《中国雕版源流考》,始大量辑录历代印刷史史料并有所论断,为后来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印刷史研究不断深入,成果蔚为大观,出现了一批代表性著作。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雕版印刷发明之后、西方技术传入之前,包括印刷技术、印刷行为和印刷文化在内的中国印刷出版历程被充分揭示,中国首先发明印刷术的事实也广为人知。印刷史已成为中国史和科技史的重要篇章。

  “三重证据法”之外

  通过语言学对印刷史进行词义考辨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艾俊川,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员,现为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委员。在他看来,当前中国印刷史在学科建设、史料发掘、方法运用等各方面均大有建树,但与任何学科一样,印刷史研究也有不足之处。

比较明显的是,一些重要问题未得到解决,如雕版印刷的起源年代、某些活字版的材质和制作方法等,都存在争议,尚无定论。相对隐晦的是,若干已有的“定论”也存在疑点,令人难以遽信。如一些重要概念未得到科学界定,一些具有“特殊性”的印刷品未经严谨鉴定,此前结论难避望文生义之嫌,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印刷史的准确认知。

王国维倡导历史研究“二重证据法”,早已深入人心。在古器物研究中,有学者提倡“三重证据法”,即从文献记载、目力观察和科学检测三方面入手寻找证据。艾俊川认为,印刷史研究的实物对象,本质上也是古器物,自应采用上述“三重证据法”。印刷又是与社会、文化和商业结合得十分紧密的技术,古人记录印刷事物更偏重于使用日常词语而非专业术语,因而必须辨明考实其准确含义。如此看来,研究印刷史的方法,除了文献引述、版面鉴定、科学检测以外,还应加上通过语言学进行的词义考辨。这样,由多种方法得到的多重证据,可以架起实证之桥,引导我们跨越语言陷阱和视野盲区,接近和还原历史真相。

综合运用上述方法,艾俊川研究中国印刷史上在学界进行过激烈讨论或已形成“定论”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疑难问题,得出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新论。他撰文成书,由中华书局2022年6月出版《中国印刷史新论》。

在书中,艾俊川以印刷术的产生与发展为主线,肌理分明地勾勒出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及铅印、石印、油印等的应用及其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又尤其详于活字印刷。从印刷术起源到近现代印刷和出版文化,贯通了整个中国印刷史。

书中既关注书籍实物,注重对印刷过程中物质载体的研究;又强调通过语言学进行的词义考辨,对于与实物技术特征不符或没有实物可以对照的文献记载,确定词语的真实含义,并在书中提出不少新问题。

比如我国雕版印刷最早起源于初唐吗?为什么说“铜版”一词义同“监本”?如何鉴定木质、泥质和金属材质的活字印本并分析判断其制字排版过程?清末为何涌现出雕版翻刻石印本和铅印本的反常现象?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对于中国印刷史上的诸多疑难问题,本书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得出许多与过去不同的新论。

 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传

  墨痕印迹保存了工具、工艺的细节

印刷史是一门技术史,研究技术和工艺的兴废变革,与单纯的文史研究比起来,其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更加丰富,既有实物,又有文献。实物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文献则包括对技术、工艺的说明和一般记载。但印刷术又是在生活中产生、使用的技术,人们对身边事物往往视而不见,对相关史料无心留存。

从技术资料看,除了雕版和木活字,早期印刷工具基本失传,技术、工艺说明存世无多;从文献资料看,多数未留下详细、可靠的记载,今天的研究只能根据古人的只言片语来分析推断。但“印刷术是一种实用技术,研究历史上的印刷问题,最好的实证资料是各种实物,如印刷工具、印成品,其次是技术文献。中国印刷史研究存在工具缺失、文献记载不足的困难,但也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拥有巨量书籍等印刷品。它们是印刷技术的直接产物,其墨痕印迹保存了工具、工艺的各种细节,足以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艾俊川说。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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